对于“过关”的培训机构来说，趁风涨价也并不是长期利好，管理平台上披露的信息表明，校外培训机构面临着办学标准、审批条件上的政策不确定，整个行业的深度洗牌期才刚刚开始。
整改越严格越涨价
辅导班涨价，是今年寒假前就在全国范围蔓延的普遍现象。
有媒体记者在广州、武汉等地调查发现，2018年9月开学以来，校外培训机构都有不同程度的涨价，特别是一些大型知名培训机构，不仅规模在不断扩大，而且涨价也“没商量”。
而在二线城市扬州，当地媒体今年1月寒假前调查发现，大部分“白名单”培训机构已经涨价或正酝酿涨价。一名学生家长介绍：“1对1产品每个年级提价10元每课时，还新增了一项综合服务费，每人500元，按照每周两节课来算，加上综合服务费，一年要增加1500多元。”
“凡是严格取缔无证无照机构的地方，都出现了培训价格飙升的问题。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。
这并非事出无因。据了解，校外培训机构整改行动提高了培训机构的办学成本。其中，场地成本首当其冲。
“房租是培训机构经营成本中占比最大的一块，差不多占20%-30%，而且为了招生，同时为了满足消防要求，培训机构又不得不设在人流量大、交通方便的商业区，这更增加了房租成本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型培训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同时，各地又设置了较高的办学场地标准。北京市昌平区要求培训机构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米，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2/3，同一培训时段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。
苏州市的要求甚至高于北京市昌平区，规定凡举办冠名为“培训中心”的校外培训机构校舍建筑总面积应不小于500平方米；凡举办冠名为“培训学校”的校外培训机构，校舍要求相对独立，其校舍建筑总面积应大于1500平方米。
对于学而思、新东方这些大型培训机构来说，场地要求不在话下。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的信息显示，这些大型机构旗下培训学校的场地面积动辄几千平方米。但对一些中小型机构来说，300平方米的标准略显豪华。
“有的培训班只有15至25人的规模，而且是不同的班次分时上课，一刀切地规定机构办学面积对小机构来说压力很大。”上述培训机构负责人说。上海市就将原来面积300平方米的要求调低至200平方米，同时提出生均建筑面积必须达到3平米。
师资成本提高是另一个涨价的原因。据新华社报道，机构之间“挖老师”的现象比较明显，有的机构花两三倍的重金从竞争对手那里“挖老师”，师资流失的机构也需要增加课酬等待遇来稳定现有教师队伍，再加上教师的招聘、培训产生的成本等，最终都会反映在学费上。
校外培训机构整改行动中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：收取学费时间跨度不得超过3个月。这项旨在防止机构“跑路”给消费者带来损失的举措，让一些机构的现金流出现紧张，不得不以涨价缓解压力。
这或许成为教育培训行业洗牌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今年1月，在线教育公司有教未来宣布向法院申请破产，此前的2018年8月，有报道称位于武汉的未来星艺术学校一夜关门，几百位家长尚未退费。
多位教育行业从业者向记者表示，对预收学费数量的严格管控将加剧负债经营企业的资金压力，2019年更多“裸泳者”将浮出水面。
严审批还是严备案
强力整改后，政策、标准的不确定仍然困扰着“白名单”机构的市场行为。
“同一个培训机构的不同教学点是否需要办理独立的办学许可证，没有明确政策规定，各地可能做法不一，这对区域性或全国性机构的扩张会有很大影响。”上述培训机构负责人说。
办学许可证大多由县级教育部门审批，很多地方允许同一行政区域内的不同教学点使用同一个办学许可证。
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的信息显示，学而思在北京市海淀区有4个教学点，为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它们拥有同样的办学许可证号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在苏州市工业园区，学而思设立了一家学而思培优文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，为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，该公司拥有4个教学点，以及一家分公司，也使用同样的办学许可证号。
但在无锡市，学而思设立了一家公司和一家该公司的分公司，则拥有不同的办学许可证。
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曼介绍，要求一个教学点办理一张办学许可证，这就意味着每个教学点要有独立的法人，办理独立的账户、国税、地税等，每年每个教学点将要花费三个月到半年时间进行年审，而且要配备更多的行政人员。
事实上，行政审批直接关系培训市场格局，并影响辅导班价格变动。熊丙奇就认为，从市场竞争角度出发，应该降低准入门槛，以增加教育培训供给，并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经营。
至于降低门槛后的监管办法，他建议可以考虑对所有培训机构实行工商注册，然后要求进行教育培训时进行备案，并按备案项目的收费标准，要求培训机构存入一定比例的风险准备金。“事实上备案制已经开始实行，监管培训机构是否违规提前教学、超前教学，必须要求机构将相关情况事先备案。”熊丙奇告诉记者。
上海交通大学竞争法律与政策中心研究助理孙伯龙也认为，各界呼吁政府提高教育培训市场的准入标准、加强事前审批监管，这种行政监管方式忽视了教育培训产业的特征，也不利于教育培训行业的公平竞争。
